貓頭牌愛唬爛

吾友潘痞子
在最近一次聚會上問了一個奇異的問題：
「蛤蟆骨朵」到底是啥？

凱蒂貓頭本人我
回想了很久
總覺得這個名詞非常耳熟
查遍《詩詞曲語辭匯釋》、《小說詞語匯釋》這幾本工具書，都只查到「骨朵」在戲曲中的意義……對這個問題而言，那不重要。（死）

後來
想到很久以前聽過的相聲段子
拿老北京特色文化之一——天橋上的吆喝聲——大作文章

經過一番查考
大陸老記者蕭乾先生
曾經對於印象中的北京生活
寫過一篇有趣的〈北京城雜憶〉

仔細看過以後
發現這位老北京
除了文筆細膩、質樸生動以外

字裡行間對於北京舊時社會情狀的描述
也很適合讓過慣五光十色「科技」生活的我們
藉著文字來一趟懷舊之旅。

喔，對了，那麼「蛤蟆骨朵」的真面目為何？
看下去就對了！

——————————懷念北京吆喝聲分隔線——————————

北京城雜憶
一、市與城

　　如今晚兒，刨去前門樓子和德勝門樓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誰還用這個「城」字兒！我單單用這個字眼兒，是透著我頑固？還是想當個遺老？您要是這麼想可就全擰啦。
　　咱們就先打這個「城」字兒說起吧。
　　「市」當然更冠冕堂皇嘍，可在我心眼兒裡，那是個行政劃分，表示上頭還有中央和省哪。一聽「市」字，我就想到什麼局呀處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橋呀地壇呀，東安市場裡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蘆小金魚兒什麼的。所以還是用「城」字兒更對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兒胡同生人，東直門一帶長大的。頭18歲，除了騎車跑過趟通州，就沒出過這城圈兒。如今奔76啦，這輩子跑江湖也到過十來個國家的首都，哪個也比不上咱們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傢伙兒現下瞧得見，還用得著我來嘮叨！我專門說說北京「城」吧。
　　談起老北京來，我心裡未免有點兒嘀咕！說它壞，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說它好，會不會又有人出來挑剔？其實，該好就是好，該壞就是壞。用不著多操那份兒心。反正好的也說不壞，壞的說成好，也白搭。您說是不是這個理兒？
　　況且時代朝前跑啦。從前用手搖的，後來改用馬達了——現在都使上電子計算機啦。這麼一來，大傢伙兒自然就不像從前那麼閒在了。所以有些事兒就得簡單點兒。就說規矩禮數吧，從前講究磕頭，請安，作揖。那多耽誤時候！如今點個頭算啦。我贊成簡單點。您瞧，我這人不算老古板吧！
　　可凡事都別做過了頭。就拿「文明語言」來說吧。本來世界上哪國也比不上咱北京人講話文明。往日誰給幫點兒忙，得說聲「勞駕」；送點兒禮，得說「費心」；向人打聽個道兒，先說「借光」；叫人花了錢，說聲「破費」。光這一個「謝」字兒，就有多麼豐富、講究。
　　現在倒好，什麼都當「修」給反掉啦，鬧得如今北京人連聲「謝謝」也不會說了，還得政府成天在電匣子裡教，您說有多臊人呀！那簡直就像少林寺的大和尚連柔軟體操也練不利落了。
　　您說怎麼不叫我這老北京傷心掉淚兒！
　　　
二、京白

　　五十年代為了聽點兒純粹的北京話，我常出前門去趕相聲大會，還邀過葉聖陶老先生和老友嚴文井。現在除了說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話了。雖然未免有點兒可惜，可我估摸著他們也是不得已。您想，現今北京城擴大了多少倍！兩湖兩廣陝甘寧，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數民族」啦。要是把話說純了，多少人能聽得懂！印成書還能加個注兒。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沒人樂，那不就砸鍋啦！
　　所以我這篇小文也不能用純京白寫下去啦。我得花搭著來——「花搭」這個詞兒，作興就會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話摻著來。
　　京白最講究分寸。前些日子從南方來了位愣小伙子來看我。忽然間他問我「你幾歲了？」我聽了好不是滋味兒。瞅見懷裡抱著的，手裡拉著的娃娃才那麼問哪。稍微大點兒，上中學的，就得問「十幾啦？」問成人「多大年紀」。有時中年人也問「貴庚」，問老年人「高壽」，可那是客套了，我贊成樸素點兒。
　　北京話裡，三十「來」歲跟三十「幾」歲可不是一碼事。三十「來」歲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幾」歲就是三十出頭了。就是誇起什麼來，也有分寸。起碼有三檔。「挺」好和「頂」好發音近似，其實還差著一檔。「挺」相當於文言的「頗」。褒語最低的一檔是「不賴」，就是現在常說的「還可以」。代名詞「我們」和「咱們」在用法上也有講究。「咱們」一般包括對方；「我們」有時候不包括。「你們是上海人，我們是北京人，咱們都是中國人。」
　　京白最大的特點是委婉。常聽人抱怨如今的售貨員說話生硬——可那總比帶理不理強哪。從前，你只要往櫃台前頭一站，櫃台裡頭的就會跑過來問：「您來點兒什麼？」「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買，就打消顧慮說：「您隨便兒看，買不買沒關係。」
　　委婉還表現在使用導語上。現在講究直來直去，倒是省力氣，有好處。可有時候猛孤丁來一句，會嚇人一跳。導語就是在說正話之前，先來上半句話打個招呼。比方說，知道你想見一個人，可他走啦。開頭先說，「您猜怎麼著——」要是由閒話轉人正題，先說聲：「喂，說正格的——」就是希望你嚴肅對待他底下這段話。
　　委婉還表現在口氣和角度上。現在騎車的要行人讓路，不是按鈴，就是硬闖，最客氣的才說聲「靠邊兒」。我年輕時，最起碼也得說聲「借光」。會說話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濺身泥」。這就替行人著想了，怕髒了您的衣服。這種對行人的體貼往往比光喊一聲「借光」來得有效。
　　京白裡有些詞兒用得妙。現在誇朋友的女兒貌美，大概都說：「長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來一聲「喲」，表示驚訝，然後才說：「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相形之下，「長得」死板了點兒，「出落」就帶有「發展中」的含義，以後還會更美；而「水靈」這個字除了靜的形態（五官端正）之外，還包含著雅、嬌、甜、嫩等等素質。
　　名物詞後邊加「兒」字是京白最顯著的特徵，也是說得地道不地道的試金石。已故文學翻譯家傅雷是語言大師。五十年代我經手過他的稿子，譯文既嚴謹又流暢，連每個標點符號都經過周詳的仔細斟酌，真是無懈可擊。然而他有個特點；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歡用京白譯書。有人說他的稿子不許人動一個字。我就在稿中「兒」字的用法上提過些意見，他都十分虛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語裡冠詞的用法，這「兒」字也有點兒捉摸不定。大體二說，「兒」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帶有愛暱之意。小孩加「兒」字，大人後頭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個佯裝成人老氣橫秋的後生，說：「喝，你成了個小大人兒啦。」反之，一切龐然大物都加不得「兒」字，比如學校，工廠，鼓樓或衙門。馬路不加，可「走小道兒」、「轉個彎兒」就加了。當然，小時候也聽人管太陽叫過「老爺兒」。那是表示親熱，把它人格化了。問老人「您身子骨兒可硬朗啊」，就比「身體好啊」親切委婉多了。
　　京白並不都娓娓動聽。北京人要罵起街來，也真不含糊。我小時，學校每年辦冬賑之前，先派學生去左近一帶貧民家裡調查，然後，按貧窮程度發給不同級別的領物證。有一回我參加了調查工作，剛一進胡同，就看見顯然在那巡風的小孩跑回家報告了。我們走進那家一看，哎呀，大冬天的，連床被子也沒有，幾口人全蜷縮在炕角上。當然該給甲級嘍。臨出門，我多了個心眼兒，朝院裡的茅廁探了探頭。呵，兩把椅子上是高高一疊新棉被。於是，我們就要女主人交出那甲級證。她先是甜言蜜語地苦苦哀求。後來看出不靈了，繫了紅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橫堵在門檻上，足足罵了我們一刻鐘，而且一個字兒也不重，從三姑六婆一直罵到了動植物。
　　《日出》寫妓院的第三幕裡，有個傢伙罵了一句「我教你養孩子沒屁股眼兒」，咒的有多狠！
　　可北京更講究損人——就是罵人不帶髒字兒。挨聲罵，當時不好受。可要挨句損，能叫你噁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後騎車走過東交民巷，因為路面滑，車一歪，差點兒把旁邊一位騎車的仁兄碰倒。他斜著瞅了我一眼說：「嗨，別在這兒練車呀！」一句話就從根本上把我騎車的資格給否定了。還有一回因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給了我一句：「幹嗎？奔喪哪！」帶出了惡毒的詛咒。買東西嫌價錢高，問少點兒成不成，賣主朝你白白眼說：「你留著花吧。」聽了有多窩心！
　　　
三、吆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詩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當時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絃樂隊，並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絃樂和打擊樂器。他特別喜歡聽串街的理髮師（「剃頭的」）手裡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啦一聲發出帶點顫巍的金屬聲響，認為很像西洋樂師們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裡的拔啷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長號。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而坐在家裡的主婦一聽，就准知道街上過的什麼商販。最近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還廣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響為主題的交響詩，很有味道。
　　囿於語言的隔閡，洋人只能欣賞器樂。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聲樂部分——就是北京街頭各種商販的叫賣。
　　聽過相聲《賣布頭》或《改行》的，都不免會佩服當年那些叫賣者的本事。得氣力足，嗓子脆，口齒伶俐，咬字清楚，還要會現編詞兒，腦子快，能隨機應變。
　　我小時候，一年四季不論颳風下雨，胡同裡從早到晚叫賣聲沒個停。
　　大清早過賣早點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後是賣青菜和賣花兒的，講究把挑子上的貨品一樣不漏地都唱出來，用一副好嗓子招徠顧客。白天就更熱鬧了，就像把百貨商店和修理行業都拆開來，一樣樣地在你門前展銷。到了夜晚的叫賣聲也十分精彩。
　　「餛飩喂——開鍋！」這是特別給開夜車的或賭家們備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湯圓。在北京，都說「剃頭的挑子，一頭熱。」其實，餛飩挑子也一樣。一頭兒是一串小抽屜，裡頭放著各種半製成的原料：皮兒、餡兒和佐料兒，另一頭是一口湯鍋。火門一打，鍋裡的水就沸騰起來。餛飩不但當面煮，還講究現吃現包。講究皮要薄，餡兒要大。
　　從吆喝來說，我更喜歡賣硬面餑餑的：聲音厚實，詞兒樸素，就一聲「硬面——餑餑」，光宣佈賣的是什麼，一點也不吹噓什麼。
　　可夜晚過的，並不都是賣吃食的，還有唱話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聲機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劇或大鼓。我也聽過一張不說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張片子從頭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討厭勝利公司那個商標了：一隻狗蹲坐在大喇叭前頭，支稜著耳朵在聽唱片。那簡直是罵人。
　　那時夜裡還經常過敲小鈸的盲人，大概那也屬於打擊樂吧。「算靈卦！」我心想：「怎麼不先替你自己算算！」還有過乞丐。至今我還記得一個乞丐叫得多麼淒厲動人。他幾乎全部用顫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爺——太（哎）太」，過好一會兒，（好像餓得接不上氣兒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飯——剩菜——賞我點兒吃吧！」
　　四季叫賣的貨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賣大小金魚兒的就該出來了，我對賣蛤蟆骨朵兒（未成形的幼蛙）最有好感，一是我買得起，花上一個制錢，就往碗裡撈上十來只；二是玩夠了還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們怎麼沒在我肚子裡變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製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該賣「樹熟的秋海棠」了。賣柿子的吆喝有簡繁兩種。簡的只一聲「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實滿夠了。可那時小販都想賣弄一下嗓門兒，所以有的賣柿子的不但詞兒編得熱鬧，還賣弄一通唱腔。最起碼也得像歌劇裡那種半說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蘆兒——剛蘸得」就出場了。那時，北京比現下冷多了。我上學時鼻涕眼淚總凍成冰。只要兜裡還有個制錢，一聽「烤白薯哇真熱乎」，就非買上一塊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燙手的白薯揣在袖筒裡取暖，到學校還可以拿出來大嚼一通。
　　叫賣實際上就是一種口頭廣告，所以也得變著法兒吸引顧客。比如賣一種用秫秸稈製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藝兒賽活的。」有的吆喝告訴你製作的過程，如城廂裡常賣的一種近似燒賣的吃食，就介紹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兒又白搭。面的包兒來，西葫蘆的餡兒啊，蒸而又炸。」也有簡單些的，如「鹵煮喂，炸豆腐喲」。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兒的白薯」或「蘿蔔賽過梨」。「葫蘆兒——冰塔兒」既簡潔又生動，兩個字就把葫蘆（不管是山楂、荸薺還是山藥豆的）形容得晶瑩可人。賣山裡紅（山楂）的靠戲劇性來吸引人，「就剩兩掛啦」。其實，他身上掛滿了那用繩串起的紫紅色果子。
　　有的小販吆喝起來聲音細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聽那種忽高忽低的，也許由於小時人家告訴我賣荷葉糕的是「拍花子的」——拐賣兒童的，我特別害怕。他先尖聲尖氣地喊一聲「一包糖來」，然後放低至少八度，來一聲「荷葉糕」。這麼叫法的還有個賣蕎麥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後「喲」了一聲，把我嚇了個馬趴。等我站起身來，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蕎麥皮耶」。
　　特別出色的是那種合轍押韻的吆喝。我在小說《鄧山東》裡寫的那個賣炸食的確有其人，至於他替學生挨打，那純是我瞎編的。有個賣蘿蔔的這麼吆喝：「又不糠來又不辣，兩捆蘿蔔一個大。」「大」就是一個銅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編起快板：「老太太（那個）真行好，給個餑餑吃不了。東屋裡瞧（那麼）西屋裡看，沒有餑餑賞碗飯。」
　　現在北京城倒還剩一種吆喝，就是「冰棍兒——三分啦」。語氣間像是五分的減成三分了。其實就是三分一根兒。可見這種帶戲劇性的叫賣藝術並沒失傳。
　　　
四、昨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問英國漢學家魏禮怎麼不到中國走走，他無限悵惘地回答說：「我想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唐代中國的形象。」我說，中國可不能老當個古玩店。去秋我重訪英倫，看到原來滿是露天攤販的劍橋市場，蓋起紐約式的「購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風貌，也頗有點不自在。繼而一想，國家、城市，都得順應時代，往前走，不能老當個古玩店。
　　為了避免看官誤以為我在這兒大發懷古之幽思，還是先從大處兒說說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溫故而知新。
　　還是從我最熟悉的東城說起吧。拿東直門大街來說，當時馬路也就現在四分之一那麼寬，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鋪了一層石頭子兒，走起來真略腳！碰上颳風，沙土能打得叫人睜不開眼。一下雨，我經常得趟著「河」回家。我們住的房還算好，只漏沒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記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個月）家裡和面的瓦盆，搪瓷臉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請出來。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發了就嘩嘩地住下流。比我們更倒楣的還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幾間，不用說，就得死幾口子。
　　那時候動不動就戒嚴。城門關上了，街上不許走人。街上的路燈比香頭亮不了多少，胡同裡更是黑□□的。記得一回有個給人做活計的老太太，挎著一包袱棉花走道兒，一個歹人以為是皮襖，上去就搶。老太太不撒手。那傢伙動了武，老太太沒氣兒啦。第二天就把那兇手的頭砍下來，掛在電線桿子上。
　　看《龍鬚溝》看到安自來水那段，我最感動了。那時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還分苦甜兩種。比較過得去的，每天有水車給送到家門口。水車推起來還吱吱吜吜地叫，倒挺好聽的。我們家自己就釘了個小車，上頭放兩隻煤油桶，自己去井台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這幾年在北京不大看見掏糞的了。那時候除了住在東單牌樓一帶的洋人和少數闊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處都過掏糞的。糞是人中寶。所以有糞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劃分地帶，有時候也鬧鬥毆。
　　至於垃圾，滿街都是，根本沒有站。北京城有兩個地名起得特別漂亮：一個是護國寺旁邊的「百花深處」；一個是我上學必經的「八寶坑」。可笑的是，這兩個地方那時堆的垃圾都特別多，所以走過時得捏著鼻子。
　　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北京有電車了。起初只從北新橋開到東單。開的時候駕駛員一路還很有節奏地踩著腳鈴，所以也叫「叮噹車」。我頭回坐，還是冰心大姐的小弟為楫請的。從北新橋上去沒多會兒，就聽旁邊的人嘀咕：「這要是一串電，眼睛還不瞎呀！」我聽了害起怕來。票買到東單，可我一到十二條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這件事心裡就不對勁兒，因為這證明那時我膽兒有多麼小！
　　五十年代為防細菌戰，北京不許養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時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時，常挨狗咬。那陣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門先躲開，老怕有惡犬從裡頭撲出來。1945年在德國看納粹集中營的種種刑具時，對我最可怕的刑罰是用十八條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兒咬死。
　　那時出門還常遇到乞丐。一家大小餓肚皮，出來要點兒，本是值得同情的，可有些乞丐專靠恐怖方法惡化緣。在四牌樓一家鋪子門前，我就見過一個三十來歲滿臉泥污的乞丐，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顆大釘子釘到門框上，不給或者不給夠了，就不走。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髒來訛詐。他渾身泥猴兒似的緊緊跟在你身後。心狠的就偏不給，叫他跟下去，但一般總是快點兒打發掉了心淨。可是這個走了，另一群又會跟上來。
　　另外還有變相乞丐，叫「念喜歌兒」的。聽見哪家有點兒喜事，左不是新婚，孩子滿月，要不就是老爺陞官，少爺畢業，他們就打著竹板兒到門前念起喜歌了。也是不給賞錢不走，要是實在拿不到錢，還有改口念起「殃歌兒」來的呢。比方說，在辦喜事的家門口念到：「一進門來喜沖沖，先當褲子後當燈。」完全是咒話。
　　比惡化緣更加可怕的，是「過大車的」。我就碰上過一回，那時候我剛上初中，好幾宿就睡不踏實。「大車」就是拉到天橋去執行槍斃的死囚車，是輛由兩匹馬拉的敞車。車沿上坐著三條「好漢」。一個個背上插著個「招子」，罪名上頭還畫著紅圈兒。旁邊是武裝看守——也許就是劊子手。死囚大概為了壯壯膽，一路上大聲唱著不三不四的二黃，走過餑餑鋪或者飯館子，就嚷著停下來，然後就要酒要肉要吃的，一邊大嚼還一邊兒唱。因為是活不了幾個鐘頭的人了，所以要什麼就給什麼。
　　那時候管警察叫巡警，經常看到他們跟拉車的作對。嫌車放的不是地方，就把車墊子搶走，叫他拉不成。另外還有英國人辦的保安隊。穿便衣的是偵緝隊，專抓人的。我就吃過他們的苦頭。後來又添上戴紅箍的憲兵。可是最凶的還是大兵（那時通稱作丘八），因為他們腰裡掛著盒子炮。我永遠忘不了去東安市場吉祥戲院碰上的那回大兵砸戲館子。什麼茶壺板凳全從樓上硬往池子裡扔。帶我去的親戚是抱著我跳窗戶逃出的。打那兒，我就跟京戲絕了緣。
　　我說的這些都不出東城。那時候北京真正的黑世界在南城。1950年我採訪妓女改造，才知道八大胡同是怎樣一座人間地獄。我一直奇怪市婦聯為什麼不把那些材料整理一下，讓現今的女青年們瞭解瞭解在昨天的北京，「半邊天」曾經歷過怎樣悲慘的歲月。
　　　
五、行當

　　每逢走過東四大街或北新橋，我總喜歡追憶一下五十年前那兒是個什麼樣子。就拿店舖來說，由於社會的變遷，不少行當根本消滅了，有的還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築行當裡專搭腳手架的架子工來說，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當。五十年代我在火車上遇過一位年近七旬的勞模，他就是為修頤和園搭佛香閣的腳手架立的功。現在蓋那麼多大樓，這個工種準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兒有大樓蓋呀。那時候幹這一行的叫「搭棚的」。辦紅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闊人家院裡就都搭起涼棚來了。
　　那可真是套本事！拉來幾車杉篙、幾車繩子和席，把式們上去用不了半天工夫，四合院就覆蓋上了。下邊你愛娶媳婦辦喪事，隨便。等辦完事，那幾位哥兒們又來了。噌噌噌爬上房，用不了一個時辰又全拆光；杉篙、席和繩子，全分門別類，有條不紊地放回大車上拉走了。
　　整個被消滅的行業，大都同迷信有關係。比如香燭冥紙這一行。從北新橋到四牌樓，就有好幾家。那時候一年到頭，香沒完沒了的燒，平常在家裡燒，初一、十五上廟裡燒。臘月二十三祭灶燒，八月十五供免兒爺燒。一到清明，家家更得買點子冥紙。一張白紙鑿上幾個窟窿，就成制錢啦。金紙銀紙糊成元寶形，死人拿到更闊氣了。還有鈔票：上面印著酆都銀行，多少圓的都有。拿到墳上去燒，一邊兒燒，一邊兒哭天號地。等臘月祭灶，就更熱鬧了。為了賄賂灶王爺，讓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燒個紙梯子，好像他根本沒有上天的本事；並且要燒點子干豌豆，說是為了餵他的馬。小時候祭完灶，我就趕快去灰燼裡扒那燒糊了的豆子吃，味道美滋滋的。不過吃完了嘴巴兩邊甚至半個臉就全成炭人兒啦。
　　現在糊燈籠和糊風箏的高手是工藝美術家了。那時候，還有糊樓庫的。這種鋪子也到處都是。辦喪事的，怕死人到陰間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發生困難，就糊點子紙房子紙車紙馬，有的還糊幾名紙僕人。到七月盂蘭節，就糊起法船來了，好讓死人在陰間超渡苦海，早早到達西天。這些都先得用秫秸稈兒搭成架子，然後糊上各種顏色的紙。工一個比一個細。糊人糊馬講究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時候都一把火燒掉。有時候還專在馬路當中去燒！
　　這就說到那時候辦紅白事來了。
　　先說結婚吧，那當然全由家裡一手包辦嘍，新婚夫婦到了洞房才照面兒。訂婚時，男方先往女方家裡送鵝籠酒海。一挑挑的。那鵝一路上還從籠裡伸出脖子來一聲聲地吼。作閨女的沒出閣，就先得聽幾天鵝叫，越叫越心慌。女方呢，事先就一挑挑地往男家送嫁妝：從茶壺臉盆，鋪蓋衣服，撣瓶梳妝台到硬木傢具。
　　那時候的交通警可不好當。娶親的花轎，出殯的棺材，都專走馬路當中。出殯的棺材起碼也得八個「槓」——就是八個穿了藍短褂的壯漢來抬。場面大的，棺材上還罩個大蓋子，最多的到六十四人槓。前面的執事還得佔上半里地。娶親的，花轎一般也是八個人抬。走在前邊的執事可熱鬧啦！有刀槍劍戟，斧鉞鉤叉。到女家，女方還先把門關嚴，故意不開。外頭敲鑼打鼓，裡頭故意刁難，要樂師吹這個奏那個。再說，明明是白天，執事裡於麼舉著木燈？後來學人類學才懂得，那顯然是俘虜婚姻制的遺留。
　　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學唸書的時候，教務長梅貽琦先生結婚就特意用過花轎，新娘還是一位女教授。當時是活躍了校園的一樁趣事。
　　喪事呢，也涉及不少行業。我那時最怕走過壽衣鋪。那是專賣為裝殮死人用的服裝店。枕頭兩頭繡著荷花，帽子上還嵌著顆珠子。
　　有段快板是說棺材鋪的：「打竹板的邁大步，一邁邁到棺材鋪。棺材鋪掌櫃的本事好，做出棺材來一頭大，一頭小。裝上人，跑不了。」
　　那時候還有個行當，大都是些無業遊民於的：專靠替人哭鼻子來謀生，叫號喪的。馬路上一過出殯的，棺材前頭常有這麼一幫子，一個個縮著脖，揣著手，一聲聲地哀號著，也算是事主的一種排場。
　　這些，比我再小上一二十歲的人必然也都看見過。現在回顧一下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現在社會的進步，就表現在人不那麼愚昧了，因而浪費減少了。
　　可不知道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再回過頭來看今天的我們，又還有哪些愚昧和浪費呢！
　　　
六、方便

　　現在講服務質量，說白了就是個把方便讓給櫃台裡的，還是讓給櫃台外的問題（當然最好是裡外兼顧）。這是個每天都碰到的問題。比方說，以前牛奶送到家門口，現在每天早晨要排隊去領。去年還賣奶票呢：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來不及去取，奶票還可以留著用。現在改寫本本了，而且「過期作廢」，這下發奶的人省事了，取奶的人可就麻煩啦。
　　「文革」後期上干校之前，我跑過幾趟廢品站，把劫後剩餘的一些夠格兒的破爛，用自行車老遠馱去。收購的人大概也猜出那時候上門去賣東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幫，所以就百般挑剔，這個不收，那個不要。氣得我想扔到他門口，又覺得那太缺德，只好又馱回去。
　　以前收購廢品的方式靈活多了，並不都是現錢交易。比方說，「換洋取燈兒的」就是用火柴來換破舊衣服和報紙。「換盆兒的」沿街敲著挑子上的新盆吆喊。主婦們可以用舊換新。有時候是兩三個換一個，有時候再貼上點錢。如今倒好，家裡存了不少啤酒瓶子，就是沒地方收！
　　說起在北京吃館子難，我就想起當年（包括五十年代）「挑盒子菜的」。誰家來了客人，到飯館子言語一聲，到時候就把點的菜裝到兩個籠屜裡，由夥計給挑家來了。也可以把飯館裡的廚師請到家裡來掌勺。那時候有錢就好辦事。現在有時候苦惱的是：有錢照樣也乾著急。
　　我小時門口過的修理行業簡直數不清。現在碟碗砸了，一扔了事。以前可不是。門口老過「鋦盆兒鋦碗兒的」，挑子兩頭各有一隻小銅鑼，旁邊掛著小錘兒，走起來就奏出細小的叮噹響聲。這種人本事可大啦。隨你把盆碗摔得多麼碎，他都能一塊塊地給對上，並且用黏料粘好，然後拉著弓子就把它鋦上啦。每逢看到考古人員拼補出土文物時，我就想，這正是「鋦盆兒鋦碗兒的」拿手本領。
　　有一回我跟一位同學和他母親去東四牌樓東異祥買布。同去的還有他的小弟，才三歲。掌櫃的把我們迎進布捕之後，夥計就把那小弟弟抱上樓去玩了。買完布，我們上樓一看，店裡有個小徒弟正陪著那小弟弟玩火車哪。原來樓上有各種玩具，都是為小顧客準備的。掌櫃的想得多周到！這麼一來，大人就可以安心去挑選布料啦。
　　去年我在德國參觀一家市立圖書館。走進一間大屋子，裡面全是三五歲的娃娃，一個個捧著本畫兒書在亂翻。一問，原來主婦們帶娃娃來看書，可以把孩子暫時撂在那裡同旁的娃娃玩，有專人照看。這樣，還早早地就培養起孩子們對書的愛好。想得有多妙！當時我就想起了東昇祥來。
　　現在搬個家可難啦。有機關的還可以借輛卡車，來幾位戰友兒幫忙。沒機關的可就苦啦。以前有專門包搬家的。包，就是事先估好了一共需要多少錢；另外，包也就是保你樣樣安全運到。家主只在新居裡指指點點：這張桌子擺這兒，床擺那兒。搬完了，連個花盆也砸不了。
　　那時候要是不怕費事，走遠點兒可以按批發價錢買點兒便宜貨。我就常蹬車去果子市買水果，比鋪子裡按零售價便宜多了，但稍有不慎也會上當。
　　1983年在美國，有一天我們郊遊路過一農家蜜瓜農場。文潔若花一美元買了三個大瓜。回來我們一合計，在超級市場一元錢也買不到半個瓜。我就想，在水果蔬菜旺季，要是北京也鼓勵人到產地去買，不是可以減少些運輸的壓力，對買主也更實惠嗎？
　　每逢在國外看到跳蚤市場，我就想北京德勝門曉市。那是個專賣舊貨的地方。據說有些東西是偷來的黑貨。曉市天不亮就開張，所以容易銷贓。我可在那兒上過幾回當。一次買了雙皮鞋，沒花幾個錢，還擦得倍兒亮。可買回穿上沒走兩步，就裂口啦。原來裂縫兒是用漿糊或泥巴填平，然後擦上鞋油的！
　　我最懷念的，當然是舊書攤了。隆福寺、琉璃廠——特別是年下的廠甸。我賣過書、買過書，也站著看過不少書。那是知識分子互通有無的場所。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東安市場舊書店。他家那七十幾架書（可能大都進了北圖）有很大一部分是那麼買的呢。
　　我希望有一天北京又有了舊書攤，就是那種不用介紹信，不必拿戶口本就進得去的地方。
　　　
七、佈局和街名

　　世界上像北京設計得這麼方方正正、勻勻稱稱的城市，還沒見過。因為住慣了這樣佈局齊整得幾乎像棋盤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轉向。瞧，這兒以紫禁城（故宮）為中心，九門對稱，前有天安，後有地安，東西便門就相當於足球場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鐘鼓二樓，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壇。街道則東單西單、南北池子。全城街道就沒幾條斜的，所以少數幾條全叫出名來了：櫻桃斜街，李鐵拐斜街，鼓樓旁邊兒有個煙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挨著個兒編號：頭條二條一直到十二條。可又不像紐約那樣，上百條地傻編，北京編到十二條，覺得差不離兒，就不往下編了，給它叫起名字來。什麼香餌胡同呀，石雀胡同呀，都起得十分別緻。
　　當然，外省也有好聽的地名。像上海二馬路那個賣燒餅油條的「耳朵眼兒」，倫敦古城至今還有條挺窄又不長的「針線胡同」。可這樣有趣兒的街名都只是一個半個的。北京城到處都是這樣形象化的地名兒，特別是按地形取的，什麼九道灣呀，竹竿巷呀，月牙、扁擔呀。比方說，東單有條胡同，頭兒上稍微彎了點兒，就叫羊尾巴胡同。多麼生動，富於想像啊！
　　我順小兒喜歡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兒，越琢磨越覺得當初這座城市的設計者真了不起。不但全局佈置得勻稱，關係到居民生活的城內設計也十分周密，井井有條。瞧，東四有個豬市，西四就來個羊市。南城有花市、蒜市，北城就有燈市和鴿子市。看來那時候北京城的商業網點很有點兒像個大百貨公司，各有分工。緊挨著羊市大街就是羊肉胡同。是一條生產線呀，這邊兒宰了那邊兒賣，多合理！我上中學時候，豬市大街夜裡還真的宰豬。我被偵緝隊抓去在報房胡同蹲拘留所的時候，就通宵通宵地聽過豬滋滋兒叫。
　　因為是京城，不少胡同當時都是衙門所在地，文的像太僕寺，武的像火藥局、兵馬司。還有管考舉人的貢院、練兵的校場；還有掌管谷糧的海運倉和祿米倉。我眼下住的地方就離從前的「刑部街」不遠。多少仁人志士大概就在那兒給判去流放或者判處死刑的。
　　有些胡同以寺廟為名，像白衣庵、老君堂、觀音寺、捨飯寺。其中，有些廟至今仍在，像白塔寺和柏林寺。
　　有些胡同名兒還表現著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身份：像霞公府、恭王府，大概就住過皇親國戚；王大人、馬大人必然是些大官兒；然後才輪到一些大戶人家，像史家呀魏家呀。
　　那時候，北京城裡必然有不少作坊，手藝人相當集中。工人不像現在，家住三里河，上班可能在通州！那時候都住在附近，像方磚廠、盔甲廠、鐵匠營。作坊之外，還有規模更大、工藝更高的廠子：琉璃廠必然曾製造過大量的各色琉璃瓦，鼓樓旁邊的「鑄鐘廠」一定是那時候的「首鋼」，外加工藝美術。
　　有些很平常的地名兒，來歷並不平常，拿府右街的達子營來說吧。據說乾隆把香妃從新疆接回來之後，她成天愁眉不展，什麼榮華富貴也解不了她的鄉愁。那時候皇帝辦事可真便當！他居然就在皇城外頭搭了這麼個地方，帶有濃厚的維族色彩。香妃一想家，就請她站在皇城牆上眺望。也不知道那個「人工故鄉」，可曾解了她的鄉愁！
　　民國初年袁世凱就是在北京城這裡搞起的假共和，所以北京不少街名帶有民國史的痕跡，特別是今天新華社總社所在的國會街。野心家袁世凱就是在那裡幹過種種破壞共和的勾當，曹錕也是在那兒鬧過賄選。50年代初期我在口字樓工作過幾年，總想知道當時的參眾兩院設在哪塊兒，找找那時議員們以武代文、甩手杖丟墨盒兒的遺跡。
　　　
八、花燈

　　節日往往最能集中地表現一個民族的習俗和歡樂。西方的聖誕、復活、感恩等節日，大多帶有宗教色彩，有的也留著歷史的遺跡。節日在每個人的童年回憶中，必然都佔有極為特殊的位置。多麼窮的家裡，聖誕節也得有掛滿五色小燈泡的小樹。孩子們一夜醒來，襪子裡總會有慈祥的北極老人送的什麼禮物。聖誕凌晨，孩子們還可以到人家門前去唱歌，討點零花。
　　我小時候，每年就一個節一個節地盼。五月吃上櫻桃和粽子了，前額還給用雄黃畫個「王」字，說是為了避五毒。紐扣上戴一串花花綠綠的玩藝兒，有桑椹，老虎什麼的，都是用碎布縫的。當時還不知道那個節日同古代詩人屈原的關係。多麼雅的一個節日呀！七月節就該放蓮花燈了。八月節怎麼窮也得吃上塊月餅，興許還弄個泥捏掛綵的兔兒爺供供。九月登高吃花糕。這個節日對漂流在外的遊子最是傷感，也說明中國人的一個突出的民族特點：不忘老根兒。但最盼的，還是年下，就是現在的春節。
　　哪國的節日也沒有咱們的春節熱鬧。我小時候，大商家講究「上板」（停業）一個月。平時不放假，交通沒現在方便，放了店員也回不去家。那一個月裡，家在外省的累了一年，大多回去探親了。剩下掌櫃的和夥計們就關起門來使勁地敲鑼打鼓。
　　新正歡樂的高峰，無疑是上元佳節——也叫燈節。從初十就熱鬧起，一直到十五。花燈可是真正的藝術品。有圓的、方的、八角的；有誰都買得起的各色紙燈籠，也有絹的、紗的和玻璃的。有富麗堂皇的宮燈，也有仿各種動物的羊燈、獅子燈；羊燈通身糊著細白穗子，腦袋還會搖撼。另外有一種官府使用的大型紙燈，名字取得別緻，叫「氣死風」。這種燈通身塗了桐油，糊的又特別嚴實，風怎麼也吹不滅，所以能把風氣死。
　　紐約第五街的霓虹燈倒也是五顏六色，有各種電子機關，變幻無窮；然而那只有商業上的宣傳，沒什麼文化內容。北京的花燈上，就像頤和園長廊的雕樑畫棟，有成套的《三國》、《水滸》和《紅樓》。有些戲人兒還會耍刀耍槍。我小時最喜歡看的是走馬燈。蠟燭一點，林秸插的中軸就能轉起來。守在燈旁的一個洞口往裡望，它就像座旋轉舞台：一下子是孫猴，轉眼又出來八戒，沙和尚也跟在後邊。至今我還記得一盞走馬燈裡出現的一個怕老婆的男人：他跪在地上，頭頂蠟針；旁邊站著個梳了抓髻的小腳女人，手舉木棒，一下一下地朝他頭上打去。
　　燈，是店舖最有吸引力的廣告。所以一到燈節，哪裡鋪子多，哪裡的花燈就更熱鬧。
　　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春節，廠甸又開市了。而且正月十五，北海還舉行了花燈晚會。當時我一邊兒逛燈一邊兒就想；是呀，過去那些烏七八糟的要去掉，可像這樣季節性的遊樂恢復起來，豈不大可豐富一下市民的生活。
　　　
九、遊樂街

　　說起北京的魅力來，我總覺得「吸引」這個詞兒不大夠。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國作家哈羅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過書，編譯過《現代中國詩選》。1940年他在倫敦告訴我，離開北京後，他一直在交著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總巴望著有回去的一天。其實，這位現年已過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幾年，可是在他那部自傳《一個審美者的回憶錄》中，北京卻佔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書寫得最動感情的部分。
　　使他迷戀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這座古城的整個氣氛。
　　回想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北京最使我懷念的是什麼？想喝豆汁兒，吃扒糕；還有驢打滾兒，從大鼓肚銅壺裡倒出的面茶和煙熏火燎的炸灌腸。這些，都是坐在露天攤子上吃的，不是在隆福寺就是在東嶽廟。一想到那些風味小吃，耳旁就彷彿聽到嘩啦啦的風車聲，聽見拉洋片兒的吆喊：「脫昂昂、脫昂昂」地打著銅鑼的是耍猴兒或變戲法兒的。這邊兒棚子裡是摔跤的寶三兒，那邊雲裡飛在說相聲。再走上幾步，這家茶館裡唱著京韻大鼓，那邊兒評書棚子裡正說著《聊齋》。賣花兒的旁邊有個鳥市，地上還有幾隻籠子，裡邊關著兔子和松鼠。在我的童年，廟會是我的樂園，也是我的學堂。
　　近來聽說有些地方修起高爾夫球場來了，比那更費錢更佔地的美國迪斯尼式的樂園也建了起來。我想：這是洋人家門口就可以玩到的呀，何必老遠坐飛機到咱們這兒來玩？比如我愛吃炸醬麵，可怎麼我也犯不著去紐約吃炸醬麵，不管他們做得怎麼地道——還能地道過家裡的？到紐約，我要吃的是他們的漢堡包。最能招徠外國旅客的，總是具有民族本色的東西，而不是硬移植過來的。
　　聽說北京要蓋食品街，這當然也是從旅遊著想的。然而滿足口福並不是旅遊者最大的、更不是唯一的願望，他們更想付、驗一下我們這裡的遊樂——不是跟他們那裡大同小異的電影院和劇院，而是有特色的民間藝人的表演。比起烤鴨來，那將在他們心目中留下更為深刻、持久的印象。
　　去年，我到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法蘭克福。老實說，論市容，現代化的大都會往往給我以「差不多」的印象，三天的逗留，使我至今仍難以忘懷的卻是在萊茵河畔偶然碰上的一個帶有狂歡節色彩的集市。魔術團在銅鼓聲中表演，長凳坐下來就有西洋景可看。兒童們舉著彩色氣球蹦蹦跳跳，大人也戴起紙糊的尖尖的丑角小帽。我們臨河找了個攤子坐下來，吃了頓剛出鍋的法蘭克福名產：香腸。到處是五光十色，到處是歡快的喧囂。我望著萊茵河，心裡在想：高度工業化的德國居然還保留著這種中古式的市集。同時又想，即使光為了吸引旅遊者，北京也應有一條以曲藝和雜技為主體的遊樂街呀！
　　　
十、市格

　　1928年冬天，我初次離開北京，遠走廣東。臨行，一位同學看見我當時穿的是雙舊布鞋，就把他的一雙皮鞋送了我，並且說：「穿上吧，腳底沒鞋窮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多少年來，我常想起他那句話：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真是飽含著一個市民的榮譽感。
　　在美國旅遊，走到一個城市，有時會有當地人士自盡義務開著自己的車來導遊。1979年在費城，我就遇見過這麼一位。她十分熱情地陪我們遊遍了市內各名勝和獨立戰爭時期的遺跡。當我們向她表示謝意時，她意味深長地回答說：「我家幾代都住在這兒，我愛這個城市，為它感到自豪。我能親自把這個偉大的城市介紹給你們，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快樂。」
　　1983年我去新加坡訪問，參觀市容的那天，年輕的胡君站在遊覽車駕駛台旁，手持喇叭向大家介紹說：「現在大家就要看到的是新加坡共和國的城市建設。」語氣間充滿了自豪感。他不斷指著路旁的建築說：「在英國殖民時代這原是……現在是共和國的……」從他的介紹中，我覺出這個青年對自己國家的榮譽感。
　　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一座城市也該有它的市格。近來北京進行的文明語言、禁止吐痰等活動，無非就是要樹立起我們這座偉大城市的高尚市格。北京確實不是座一般的城市，而是舉世矚目的歷史名城，是十億人民的第一扇櫥窗，是我們這個民族有沒有出息、究竟有多大出息的標誌。每當公眾場所敦促市民注意什麼時，過去常寫上「君子自重」。這是大有份量的四個字呀！
　　從客觀上說，北京的變化確實大得驚人。這幾年光居民樓蓋了多少幢啊！可是我感到少數市民精神面貌的改變卻大大落後於物質上的變化。就拿我所住的這幢樓來說吧，包括我們在內，不少人過去都住過大雜院，如今總算住上有起碼現代化設施的樓房了。這樓從落成到現在才兩年多，可是樓下的門窗早就給自行車什麼的撞得七零八碎，修一回再撞破一回。上下十二層樓，本來樓道都安有電燈，偷泡子呀，拔電線呀，如今乾脆成了一片黑暗世界。有人主動做了衛生值日牌，傳不上幾天就沒影兒了。有好心人自告奮勇打掃樓梯，剛掃完，就有專喜歡一路嗑著瓜子上樓的人，毫無心肝地把樓梯又糟踏得不像個樣子。
　　1949年以後，咱們這座古城也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現在看來，換骨（城市建設）固然不易，城牆得一截截地拆，大樓得一層層地蓋；可脫胎（改變社會風氣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更要困難。
　　然而那正是市格的靈魂。

一九八五年